幸福都是相似的，不幸却各有不同。 这一条名言可以使用在全球各国应对疫情上，密西根大学研究表示。

由密西根大学领衔的团队召集了由约70名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和政治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分析了34个国家疫情的应对，深入了解政府及政客的回应有效性。这本以“新冠政治（Coronavirus Politics) ”为名的书籍正式上线，免费下载。

研究发现（2020年底之前）相对成功的几个国家在应对措施上是相似的。另外，并没有证据（至少在这份研究上）表明政体是应对措施成功的因素之一。换句话来说，集权政体并没有在实施卫生和社会政策上比民主政体更加有效。 信息流通及信任是某些国家（无论政体形式）抗疫成功的关键。

这些“幸福的国家”（韩国，越南，德国和丹麦）通过非药物干预措施（戴着口罩、严格的封锁令等）对疫情做出了快速应对。研究人员说，他们迅速实施了强大的测试和追踪机制，以阻止病毒传播，用金钱鼓励人员留在家中并快速进行实际的公共卫生工作。

密西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学教授Scott Greer 说：“政府对管理covid19疫情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我们想调查为什么他们采取这种措施，有助于吸取教训。”

研究人员说，“不幸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错误措施。这些国家（例如美国和巴西）提供了一些刺激措施，从根本上使留在家中成为可能，但随后并没有真正建立任何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印度可能使用了另外一种错误的方法。印度无视社会政策，告诉民众留在家中，后来才意识到数百万的人民必须工作才能活下去。我们还不知道，但可能是印度的封锁比病毒杀害了更多的人。

书中一章节讲述中国政府列宁式地应对，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Victor Shih （史宗瀚）撰写。 章节中提到列宁式的三个特点。

第一：基层干部必须听从更高的党支部指令，要不然就会遭处分。虽然党的宪章允许党内干部在政策上的讨论，但是一旦最高层做了决定，所有基层干部都必须遵命。在“压制信息”的期间，一些基层干部说要取消“千人宴”， 但是地方官员无视请求，宴会照旧。只要党中心没有明确指明要对抗疫情， 地方政府并不会做太多事情，导致疫情无阻力地散播。 一旦抗疫的要求出现，地方官员立刻有上级压力，需要在省市及社区内将隔离做到位。

第二：在政府、主要公司及金融机构内， 共产党是分层命令结构(hierarchical command structure)。 当最高指示一下来，不同机构间并不会阻碍指示的执行。在危机时刻，中国“碎片化的权威主义”(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停止，所有同志将利益放一边，执行最高指示，因为害怕不执行的严重后果。 尽管处理covid19比较有效，但是中央指导组忽视了或者并没有将资源放在封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外来务工人员经济损失及有其他严重疾病的病人需求。因为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并不紧急。

第三，资源的动员来自党内对中国主要资源及机构的控制。改革及市场化几十年，但是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仍然掌控主要的石油公司、建筑公司、几乎所有银行、特路、主要电力供应、警察及法庭。没有任何经济主体来阻挡政府的动员行动。

另外，文章指出中国抗疫的努力离不开居委会及社区层面的努力。源自宋朝的保甲制度，居委会的制度在1949年被引进，在文革时遗弃，并在1990年初伴随国有企业的关闭初逐步消退。但是90年代的后期，中央政府开始发放资源，重拾居委会。在疫情面前，居委会虽人手不足，许多其他机构动员党员、老师、工作人员前往需要地区，让隔离措施到位。